“我们都做好了准备，要打硬仗。”飞利浦大中华区总裁刘令近期对第一财经记者说。
2024年7月，刘令升任大中华区总裁之时，恰逢飞利浦在中国失速之际。这一年飞利浦在中国市场的收入出现两位数下滑。GE医疗、西门子医疗在中国市场的境况相似。
GE医疗、飞利浦和西门子医疗（下称GPS）三家企业在中国市场集体失速。同时，他们在全球市场受到关税战冲击，分别损失数亿美元。在全球、在中国，GPS都需要一张新的航海图。
“挑战会持续”
GPS在全球医疗器械市场举足轻重，意味着逃不开贸易战的波及。
西门子医疗的总部在德国，飞利浦的总部在荷兰，GE医疗的总部在美国。美国是全球第一大医疗健康市场，也是GPS最大单一市场。这些企业根据不同市场份量，配以不同比例的员工以及研发力量，比如西门医疗在美国员工数量远比中国员工数量更多。
GPS在美国和欧洲都有生产制造基地，但跨大西洋的零部件和整机进出口依然频繁。这使得GPS成为关税战的主要受影响方。
西门子医疗的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，该公司管理层预计，美国对欧洲出口商品加征的关税可能给其全年带来2亿至3亿欧元的影响。飞利浦则预期，全球贸易摩擦将在2025年对其造成2.5亿至3亿欧元损失，GE医疗预计关税可能在2025年造成3.8亿美元左右的影响。
目前,欧盟与美国还没有达成关税框架性协议。贸易摩擦给GPS带来的最终影响没有定论，但他们在全球市场面临更不确定的未来。
“全球被迫区域化。比方说对北美的供应，我们要看这个趋势怎么办。中国仍旧是我们全球的供应链中心，很多销售全球的产品是从中国生产、出口。”刘令说。
在中国市场，GPS同样承压。
2024年四季度，飞利浦在中国市场的收入出现两位数的下滑。尽管当时国内的设备更新换代已经为飞利浦带来出货量增长，但产品销售价格依然没有起色。该公司预计，2025年中国市场仍将有中高个位数下滑。
刘令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走马上任的。2024年7月，刘令接替了退休的何国伟，出任飞利浦大中华区总裁。
GE医疗也换了中国掌门人。2025年7月1日，宋为群接替退休的张轶昊，成为GE医疗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。2024年，GE医疗中国区营收同比下滑15%，是该公司主要市场中为数不多的负增长地区。
西门子医疗面临和GE医疗、飞利浦相似的境况。2024财年的第二季度，西门子医疗在中国地区的营收下滑了14%。
“我觉得（GPS）都有这个挑战，包括竞争加剧、整体价格压力，以及关税的影响。没有任何差别，大家都一样。”刘令表示：“新的关税政策一来，我相信竞争会加剧，挑战会持续。”
“每一个零部件的国产化”
关税战爆发之后，飞利浦并没有停止进口相关部件。
“挑战大家都有，马上要去应对。如果着眼未来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帮助我们加快本地化的进程。”刘令表示。
2021年，中国已经是飞利浦第二大市场，后来中国成为其全球供应链和制造中心。2024年，飞利浦已经实现绝大部分产品的本土生产，95%以上的产品在国内制造，包括最新的无液氦1.5T磁共振。
不过，飞利浦部分核心部件还依赖进口，比如CT球管。
刘令认为，现在是提高本土化率，实现产业链整合以及提升成本优势的契机。“我们也在积极寻找生态伙伴，现在马上要聚集起来。”
刘令是飞利浦第一个中国本土CEO，也是飞利浦全球 12 位执委会成员之一。她认为，飞利浦要在中国成功，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本土化道路，打通中国生态系统，变成一个百分百，全身心的国产公司。
GE医疗持相似观点。过去五年，GE医疗在中国推进“全面国产、无界创新、合作共赢”战略。
“国产并不只是设备的国产，而是每一个零部件的国产化，不是因为政府要求我们国产，而是我们觉得通过国产能够让供应链更有韧性、质量更高、成本更优、创新更多。”2024年进博会期间，时任GE医疗中国区总裁的张轶昊对记者表示。跨国企业本土化的挑战很多，但解决问题就是跨国企业与本土产业共同升级的过程。
磁共振设备的核心零部件是超导磁体，超导磁体的核心零部件是超导线。GE医疗最初在中国找不到生产商，后来跟西部超导手把手研发，共同做出了超导线。之后，在其他超导线供应商出现原材料短缺的时候，西部超导帮助GE医疗解决了全球供应链的问题。
“我没有看到任何一家公司，至少我们的竞争对手，没有任何一家会说中国不是战略市场，或者已经在撤退了，或者觉得不需要本土化。”刘令认为，对于飞利浦来说，没有什么环节是不能在中国生产的。只是这个过程需要时间，培训当地的人才，建立起生态体系。
医疗器械是强监管的行业，本土化进程没办法一蹴而就。这不像是生产啤酒瓶盖，而是需要找到合乎质量要求的供应商，并作出工程改进，还要符合中美监管。
“这一系列的改变没有那么快，但是我们正在做，而且现在会越做越快。”刘令说。
“做好准备，要打硬仗”
中国本土器械企业也在崛起。
联影医疗、东软医疗、迈瑞医疗等已经初步具备国际化面貌。他们在创新上摆脱模仿阶段，市场竞争上更敢以价格战开路。
刘令表示欣赏本土企业成长起来，成为了欧洲、美国老牌企业的有力竞争对手。“中国这样的竞争态势，只会让每一个参与者都更强。要避免的是恶性竞争，存量里面的零和竞争是没有意义的。”
刘令上任之后，招募了强生医疗科技的首席数字官戴鹰，任大中华区创新负责人，以真正推行中国战略自主模式。刘令给戴鹰起了个昵称Chief Competitiveness Officer（首席竞争力官）。戴鹰被充分授权调动一切资源，以解决产品竞争力的问题。
中国人口众多，购买力也在提升，且正在经历老龄化进程。心血管、肥胖症等慢病人群越来越大，需要医疗行业快速、及时地满足需求。这对于飞利浦、GE医疗等来说，是持久的市场机会。
1897年，GE医疗的第一台X光机进入苏州博习医院。34年前在北京建立第一个生产基地，现在GE医疗在中国有六个生产基地。
2024年，GE医疗成都工厂开始发货回旋加速器，在无锡建立了大中华区的超声总部；第二季度在上海投资3.8个亿，用于新产品引入和新产线建设等；第三季度，该公司宣布在天津投资5亿，把天津建成GE医疗磁共振东半球总部。
“中国医疗行业发展的本质非常好，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非常好。如果看清楚这两点，我觉得做决定是非常容易的。”张轶昊在去年表示：“我们是1897年进入中国，在中国127年什么都见过，什么都经历过，给了我们127年的信心。当别人犹豫的时候，你更需要有坚定的信念。”
中国市场如此之大，亟待解决的医疗难题如此之多，它是增量而非存量市场。面对中国市场的竞争态势，刘令认为飞利浦不必遍地开花，而是可以“三千弱水我只取十瓢”。
“我回来以后，飞利浦卷起来了。公司在过去一年迎难而上，是打不死的小强的状态。我们都做好了准备，要打硬仗，而且是持久战，不是短期的战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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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海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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